2025年08月04日，东吴证券发表了一篇基金行业的研究报告，报告指出，欧美日流动性陷阱应对路径为中国提供政策参考。

　　报告摘要如下： 观点 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与经济下行周期中，曾纷纷陷入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的流动性陷阱，其政策应对路径各异——美国依赖迅猛果断的货币财政组合，日本则长期依靠宽松货币与结构改革维持脆弱平衡，欧元区则受制于财政分裂与结构性约束，主要依赖央行单边发力应对通缩与信心危机。这一系列应对路径与利率机制、金融传导结构和制度灵活性高度相关，为我国在当前利率下行压力下制定宏观对策提供了重要参考。 欧盟流动性陷阱下的政策应对 2008-2016：应对及时但常规且不果断 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欧元区经济遭受重创，欧洲央行于2008-2009年期间迅速将主要再融资利率从4.25%下调至1.00%，并推出信贷支持措施及总额600亿欧元的担保债券购买计划。尽管初步稳定了金融体系，但欧元区在2010年起又陷入主权债务危机，经济复苏乏力。为防止金融系统分裂与信贷崩溃，欧洲央行相继实施三年期再融资操作（LTRO）与直接货币交易计划（OMT），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。2013-2014年间，欧元区陷入流动性陷阱后，通胀持续走低至0.55%，欧洲央行首次将存款便利利率降至负值，并在2014年将主要再融资利率下调至0.05%。 为应对通缩风险并刺激需求，欧洲央行于2015年初启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（APP），正式实施量化宽松政策。同年12月，存款便利利率进一步下调至-0.3%，到了2016年3月则降至-0.4%。央行将每月购债规模扩大至800亿欧元，覆盖范围从主权债券扩展至企业债券，意图打通货币传导机制。在政策刺激下，欧元区GDP增速于2015年回升至2.1%，但2016年又略降至1.82%，通胀率则在零值附近徘徊，通胀预期依旧疲软。失业率虽从2015年的11.4%逐步降至2016年的9.8%，但劳动力市场复苏缓慢。2017年至2019年间，欧元区经济增长动能趋于减弱，欧洲央行维持负利率政策，存款便利利率于2019年9月进一步降至-0.5%，而APP每月购债规模则逐步缩减至600亿欧元，后再降至200亿欧元。尽管失业率持续回落至2019年的7.5%，但GDP增速放缓至1.63%，通胀率亦未明显回升，揭示了央行量化宽松边际效应的递减，欧元区面临政策工具趋尽的困境。 日本流动性陷阱下的政策应对 1990-2023：失去的三十年 日本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经济史上首个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发达经济体。自19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以来，日本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、通缩和超低利率环境。 1990年代初，日本资产泡沫破灭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。面对1992年至1994年增长几近停滞的局面，日本央行于1991–1995年间将基准利率从6%持续下调至0.5%，并配合大规模财政刺激与公共工程支出，试图稳定经济。尽管1995年GDP增速短暂反弹至2.6%，但1998年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负增长（-1.3%），并首次出现通缩迹象。1999年，日本正式实施零利率政策，进入非常规货币政策阶段。2001年，日本央行启动量化宽松（QE）措施，以货币基数作为主要目标，大幅提升银行准备金余额，延续至2006年中期，但通缩持续、经济增长乏力，2002年失业率达5.38%的高点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冲击日本经济，GDP在2009年大幅萎缩6.23%。日本央行重启资产购买计划，扩大购买范围至ETF与J-REIT，并于2010年强化零利率政策承诺。尽管政策响应积极，但通胀始终未能明显回升，流动性陷阱现象更为突出。2013年安倍上任后推出“安倍经济学”三支箭策略，推出空前激进的宽松组合，包括灵活财政、结构性改革与质量量化宽松（QQE）。日本央行持续扩大国债与ETF购买，货币基数快速扩张，并于2016年实施负利率政策（-0.1%）。经济短期提振明显，2015年GDP增长达3.7%，失业率降至2.9%，通胀一度突破2%。 2016年后，日本进入收益率曲线控制（YCC）时期，政策重点转向控制长期利率水平，日本央行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锚定于0%左右，并继续维持超宽松政策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低通胀与低增长持续存在，政策副作用逐渐显现，“安倍经济学”效果趋于边际递减。2020年疫情冲击使GDP再度萎缩3.27%。进入2022年后，伴随全球通胀抬头及外部利率环境变化，日本开始探索政策正常化。2023年，日本央行调整YCC操作框架，逐步扩大10年期国债波动容忍度，并于2024年3月正式退出负利率，7月加息至0.25%。经济增长保持温和回升，通胀率在2023年突破3%，标志着日本逐步走出长达三十年的流动性陷阱。 美国流动性陷阱下的政策应对 2008-2013：自救经典正确案例 历史上发生的三次较为典型的大规模流动性陷阱中（欧盟、日本、美国），美国应对流动性陷阱的行为是最及时最果断最迅猛的。2007年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，金融体系深度动荡，2008年第四季度GDP年化降幅高达8.9%，失业率从4.9%激增至9.9%。为应对危机，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.25%大幅下调至0.25%，并推出多项紧急流动性工具，包括TARP救助计划以及对机构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（MBS）的直接购买，试图稳定金融市场。2008年末至2010年，美联储正式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（QE1），购买总额达1.75万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与MBS，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从9000亿美元迅速扩张至2.3万亿美元。尽管经济开始回暖，股市强劲反弹，但失业率长期停留在9%左右，通胀水平依然偏低。 随着QE1结束，经济复苏一度放缓，美联储于2010年11月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（QE2），增购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，进一步压低长期利率、支撑需求。2011–2014年间，美联储先后实施“扭转操作”（OperationTwist）与第三轮量化宽松（QE3），不断延长购债期限结构，并每月购买400亿美元MBS。在多轮宽松政策推动下，美国GDP稳定增长于2–3%之间，失业率持续回落至6.2%，房地产市场回暖显著，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危机阴霾。 2014年10月，随着复苏态势巩固，美联储正式结束QE3，开启政策正常化进程。2015年12月，美联储自2006年以来首次加息25个基点，之后逐步进入加息通道，并于2017年启动缩表操作。至2018年，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升至2.25–2.5%，失业率降至3.5%，创下历史新低，通胀率虽仍未显著突破2%目标，但经济整体表现稳定，金融市场趋于健康，美联储成功实现从危机救援向货币政策常态的平稳过渡，标志着美国阶段性走出了流动性陷阱。 欧、美、日面对流动性陷阱经验对中国后续政策走向有何启示？ 总结欧盟、日本、美国三国经验，我们可以总结成一句话：“欧盟靠货币政策，日本靠时间，美国靠速度和力度。 第一，中国应坚持“快、准、狠”的货币政策节奏，美国在2008年后快速降息并实施QE（量化宽松），其“强刺激+明预期”策略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中国亦可在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时果断采取更强力度的降息降准、窗口指导与结构性工具（如MLF、PSL、再贷款等）组合拳。同时也应同步强化汇率预期管理与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机制，以避免出现“货币宽松—资本外流—贬值加剧—信心下滑”的负向循环。 第二，中国应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撑总需求，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，尤其是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绿色转型、新型城镇化等领域，同时改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。结合中国当前专项债使用和中央财力调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的背景，应积极探索与地方政府债务优化、国企改革结合的复合型财政刺激方案。 第三，中国在推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呼应配合的同时，也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此来重塑民间消费信心与投资动力。面对社会人口老龄化，中国亟需着力推动收入分配改革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）、社保改革（缓解“预防性储蓄”）、户籍与教育制度改革（释放城镇消费潜力）的进程。此外，还需优化营商环境，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制造业高端化、科技创新、数字经济等实体经济关键领域。 风险提示：经济基本面变化超预期；历史经验不代表将来。

　　bwin官网